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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的大潮，在世界范圍內席卷。
去年，中國立下橫跨幾十年的"雙碳"目標。兩會上，碳中和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定為2021年八大工作重點之一。
"雙碳"升級為國家戰略，"碳中和"元年正式開啟，中國各行各業從不同層面探索綠色經濟模式。
比如，昨日海康與特斯聯宣布雙方將聯合打造綠色低碳解決方案新范式，在低碳園區、智慧能源、碳中和等領域長期合作，同時關注城市級市場的雙碳大腦、能源大腦等關鍵新興市場需求，為全社會雙碳目標的高質量達成貢獻力量。
可以肯定，能源轉型、節能減排，將成為未來城市的重要緯度。
而我們今天的主角日本，其智慧城市的發展，走的正是典型的以能源、低碳為驅動的路徑。
日本地處太平洋西部，是一個四面臨海的島國。
其位于多板塊交匯處的火山地震帶，境內約200多座火山，火山引起的地震是家常便飯，每年大小地震2000余次，在搖晃的土地上，臺風、海嘯也頻繁光顧。
資源極為匱乏，從糧食到日用品，到各類經濟原料，無一不依靠進口。國土狹小、人口眾多則讓這一矛盾愈發凸顯。
一個被火山、地震、海嘯、貧窮、饑餓等災難頻繁捶打的島國，災難如夢魘，有限的地理空間、匱乏的自然資源和縱深狹小的戰略空間，讓日本如漂泊在太平洋的亞洲孤兒。
日本人常稱自己的國家為“日本丸”，丸即是“船”，日本列島猶如一艘大船，船上的人是命運共同體，大船隨時有傾覆的危險。
生存危機揮之不去，憂患意識與生俱來，是日本民族稟性與文化永遠的底色，“活下去”是民族誕生起的信念。
也因此，日本民族養成堅韌不拔的個性和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做事態度。實用主義、功利主義逐漸深入日本文化肌理。
自古農業精耕細作，近代更是注重品種改良和技術更新，現代更是追求產品“輕薄短小”、產業“精益求精”。
與此同時衍生的，是外界難以體會的島國、小國對泱泱大國既忌憚又恐懼的心態。
這種難以根除的恐懼感，與生俱來的脆弱感，讓日本民族的世界觀，總是帶有深重的悲觀主義色彩和宿命感。日本政府也最大程度利用了這一國民性。
政府和社會各界不斷向民眾灌輸各類“日本危機”論，如“資源匱乏論”、“列島沉沒論”、“生存危機論”等，以激勵國民奮發圖強。
“拼命三郎”工作作風風靡日本，二戰后的日本很快在廢墟上崛起，躋身發達國家之列與之不無關系。
日本的低碳、節能發展，大抵也根植于此。
日本的低碳之路，也是日本近50年的國家大起大落沉浮錄。
在冷戰格局、美國扶持下，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發展，10年就恢復到了戰前水平。
1956年，日本制定“電力五年計劃”，這一時期，電力和石油工業快速發展，石油取代煤炭成為主要能源，十年間石油消耗量增加了三倍，日本迎來戰后第一次經濟發展高潮，進入神武景氣。
1958年起，日本向制造業轉向，在汽車、電視及半導體領域發力，強大的工業體系為日本的制造業提供結實的底盤，日本以制造業為出口的經濟體系迅速成型，這也是日本經濟真正高速發展的開始。
出口貿易如火如荼，大批日本品牌閃耀世界。家電、汽車，到處都是日本制造的身影。僅汽車領域，日本汽車占據美國境內十大暢銷品牌中的四個席位。
日本由此進入第二次經濟發展高潮期，巖戶景氣。
20世紀60年代，日本更是通過東京奧運會，加快交通運輸體系和基礎設施建設，帶動房地產市場發展，也再一次拉動了經濟，時稱奧運景氣。
1968年日本完成了對西德的超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日本戰后經濟奇跡”中，躋身世界經濟強國。
但奧運會結束后日本經濟出現了放緩，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開始凸顯。
崛起的背面是“帶血的經濟”，以重化工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帶來了遍布日本的環境災害。
當時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占了四個。1950年代后半到1970年代，日本因公害死亡人數只增不減。日本此后花了30年時間治理環境污染。
第二次危機雖遲但到，能源匱乏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落在日本跟前。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全球經濟了兩次石油危機。
這讓當時90%能源資源近依賴進口的日本遭受重創，同時物價飛漲，搶購盛行，社會一度處于慌亂中。
1973年，由《日本沉沒》改編的電影轟動日本，“沉沒”的恐懼感極大觸動日本人內心深處的焦慮與不安。
幾年后，不甘心被日本占據上風，美國開始反擊。1985年，美國為了解決巨大的貿易逆差，美國聯合德、法、英、日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
這個協議，是日本經濟由制造業向投資業轉型關鍵一步，也是日元國際化的里程碑。
廣場協議宣布當天，美元就貶值4%，到1988年末，美元對日元貶值達50%。與此同時，日元大幅升值，三年間達到了86.1%。
協議簽訂5年內，日本經濟迎來最輝煌的5年，房價、股價、人均收入都達到巔峰，日元升值后，日本開啟買買買模式，經濟在1991年迎來巔峰。
這個給日本經濟裝上加速器的協議，也開啟了日本的噩夢。
協議帶來日元購買力提升，但出口受限，為提內需、促增長，日本央行降息，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日本股市大幅上漲，房地產市場快速膨脹。
房價瘋狂到什么地步？一度可以用東京買下整個美國。
日本也嗅到了這種狂熱、畸形的經濟發展背后的炸藥味兒。
親手簽下《廣場協議》的竹下登，彼時已是日本首相。他想在自己任期結束前，給狂熱的經濟降溫，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剎車，出臺了經濟緊縮政策，這成為戳破日本泡沫的一根針。
1991年，房地產泡沫崩掉中，20年積攢下大量的財富瞬間化為虛有，經濟崩潰，日本由此進入「失去的二十年」階段。
“這個國家什么都有。要什么東西就有什么東西，唯獨沒有希望。”
村上龍在《希望之國》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日本。
日本進入后工業時期，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老齡化嚴重、出生率降低，勞動力短缺、自然災害頻繁、經濟發展弊病、環境污染困局、能源資源瓶頸。
諸多大山都壓在日本身上。20世紀末尾的10年，日本無疑是難熬的。
國家能源高壓線下，揮之不去的能源恐慌中，日本逐漸走上低碳經濟轉型的自救路徑。
3.1 及早確定低碳的國家戰略高度、建立低碳法律體系
因先天資源匱乏，日本不得不把“開發新能源”、“提高資源效率”放在國家戰略高度。及早確立了低碳經濟的主體地位。
日本低碳經濟的萌芽，正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
“省資源、省能源“的理念在日本升溫，1974年的“陽光計劃”和4年后的“月光計劃”，一個是新能源開發的開源，一個是提高能源利用率的節流。
1979年，日本開始實施《節約能源法》。80年代，日本從生產和消費兩大源頭控制污染，1989年推出“地球環境技術開發計劃”，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低碳經濟概念，但諸多工作已經開展。
1993年，日本整合此前多項計劃，形成“新陽光計劃”。1997年，日本簽訂了《京都協定書》。
日本對此有多重視？第二年就成立了以首相為負責人的減緩全球變暖對策促進中心。
此后近20年，日本在低碳經濟上開啟了狂奔模式。
2000年，日本提出“循環型社會”構想，開始“三R行動”（Recycle、Reuse、Reduce），即“再回收、再利用、減量化”。
第二年相對應的法律就相繼出爐（《綠色購買法》、《建設再生法》、《食品再生法》和《家用電器再生法》）。
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和環境省數據，《家電再生利用法》推行十五年內，2014年空調、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及電腦五大家電的再商品化率已經超過80%。同時，家電再回收利用業成為日本的一個新興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同時創造了巨大經濟價值。
法律框架、公眾意識、產業合作、技術在這一時期得到重視并高速發展。3R政策極大提升了日本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碳排放、改善環境質量。
這成為日本循環經濟模式初體驗。
2004年，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宣布建設低碳社會的國家。此后，低碳經濟的步伐明顯加快。
期間《新國家能源戰略》、《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創新能源技術發展路線圖接踵而出，覆蓋再生能源、電動車、城市自然能源、城市能源消費管理等低碳城市相關產業。
日本也極其注重低碳技術的研究與開發，2008年日本與低碳相關的專利數為4400件，比美國與歐洲都要多。21世紀以來，這個數字依然在激增。
《為實現低碳社會的日本而努力》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日本急于擺脫經濟低迷困境，尋找新的增長點。
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發表上述公開講話，這也是意味著日本全面進入低碳戰略時代。
21世紀初，日本政局動蕩不安、首相頻繁更迭，但歷任首相都堅持低碳經濟、綠色產業的基本國策。
日本低碳經濟的一大特質是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
日本政府花了近50年時間，圍繞容器、家電、建筑、食品、汽車及城市建設等眾多領域以及宏觀層面頒布了約20部低碳經濟法律。
2010年后，日本從城市緯度的相關技術、結構、商業模式等方面的低碳形態探索，開啟城市能源攻關副本。
3.2 城市能源攻關
柏之葉
第一個智慧城市柏葉，大到道路建設，小到屋頂，柏葉智慧城市都綠色減排融入方案，涵蓋垂直綠化、能源可視系統、太陽光電、環境美化、車輛共享、風光互補路燈、雨水再利用冷卻墻等系統，但最受矚目的，能源系統。
柏葉智慧城市建立了各大能源管理系統，建筑（BEMS）、家庭（HEMS）、區域（AEMS）。
比如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一大特色是家庭端的能源可視化，居民可通過各種智能終端，了解各項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線控制，不同家居設備彼此互通，并能實時數據分享。
智慧中心連接了所有的水、電、氣能源，城市管理者通過可視化方式，對整個區域的能源情況進行運營、監控和控制。
除了控制高峰期的用電量，還能將太陽能、蓄電池發電等分散電源所產生的電能進行再分配。
比如，CBD地區，工作日辦公樓用電需求更高，節假日娛樂設施需求更高，EMS通過評估后輸送電力，以此節省高峰時期用電量。
考慮到日本多災的環境，它還是一套災情智能能源系統，可再生能源及蓄電池可在緊急災害發生或停電時，進行能源分配，也是日本首個將分散電源電力進行區域再分配的智能電網。
比如優先保障消防電梯、照明設備、公用區域及地下水泵的用電，同時能連續3天保證平時6成左右的電力供應。
北九州
北九州，是另外一個以能源領域為中心的智能城市。
它有兩大突破性舉動，一是2012年，在全球首創用電“動態定價”。
具體操作上，是根據前一天用電信息預測第二天的需求。
根據時間段，電價分為5級，5級之間的電價最多可相差十幾倍。如此，消費者主動調節用電量，這種用電方主動調整供需平衡的方式，優化能源利用。
這套系統應用后，當地居民在高峰期用電量降低了20%。
二是設置“地區節點站”，按需定制電力計劃。
地區節點站的目的，是掌握整個區域的電力供需信息。
供應方根據不同用電方每小時用電需求制定發電計劃，結合動態定價系統，用戶可合理安排用電時間，比如在夜間電動車充電，白天將太陽能的電賣給供電方。
藤澤市
藤澤市的“Fujisawa SST模式”主要側重于5個方向的智能生活打造：出行、能源、安全、醫療和社區服務。
能源領域，藤澤市進行能源雙向市場化，實行“我創造、我消費”模式，每棟住宅配備的太陽能發電板，可基本滿足生活需要。除了自給自足，還能將多余電力賣給電力公司，雨天發電不足時可回購。
當然，能源可視化系統也成為標配，用戶可隨時查看能源消耗情況。
日本定下了3天災害緊急救援的時限，藤澤市遵循三天生命線，每家住戶家中裝有大型蓄電池，災后可提供3天基本用電。
公寓插座分為綠色和白色，綠色連接生活必須用電開關，災害發生時蓄電池只向綠色插座的裝置供電，減少浪費。
電動車充電樁采用雙向充電設計，災害時可反向為住戶供電。
公共空地有集中太陽能發電板，平時電量出售，災害時免費向居民支援電力。
這些智能能源城市的建設，均為市場主導機制。
每一個低碳城市，企業是建設主體，政府則充當助推器，多方參與形成合力。
大型牽頭企業，但并非牽頭企業獨立進行，吸收社會各界力量。
如柏葉智慧城市的建設以土地的開發者三井公司為主，但在不同階段，結合、吸收了集合了25家專業企業參與。
三井不動產擅長城市開發，日立電器擅長節能技術，國際航業擅長精密測量，日建擅長建筑設計，是多行業、多企業力量整合。
市場推動為主，當城市運行到一定程度時，政府的社會服務開始介入。比如柏葉市形成了智慧社區社區的管理模式后，政府會將此模式放大到周邊地區。
法律制度、城市設計規劃在前，城市設計，政、企、民、學、科多方參與模式，并且，強調人與生態理念優先，而非高科技優先。
城市定位注重民生與基礎設施融合，日本是踏踏實實的從基礎設施的智能化做起，一點點推動城市設施更新。
最后，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引導民眾樹立低碳理念，通過學校教育、大眾傳媒、智能設施呈現與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方式對民眾進行低碳理念的教育，多年的努力下，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從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后，日本在能源政策、戰略導向、法律制定、技術研發、產業發展等方面經過了近50年的探索。
先天不足的日本，“精打細算”下將自然資源的利用率最大化，至今能源消費效率提高了40%，其能源利用率和經濟效益已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曾經聞名世界的“公害島國”，成為旅游勝地。
智能電網、混合動力汽車、電動汽車、低耗能機器設備、節能家庭設施等等低碳產品種類不斷增加，日本產業結構低碳化程度的提升，同時也增加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能源開發、節能減排、智慧防災，貫穿日本城市建設始終，也一步步促成日本的低碳城市形態。
由此帶來了日本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高消耗、高生產、高消費到節能減排為主的低碳經濟模式。雷峰網雷峰網雷峰網(公眾號：雷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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