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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迪克·科斯特羅 （前Twitter CEO）進入密歇根大學時，他的專業是計算機科學，但令他驚訝的是，他還很擅長即興喜劇。畢業之后，他來到了芝加哥，并開始了在第二大城市劇院（Second City Theatre）的學習生涯。和Steve Carell、Tina Fey以及Adam McKay等同伴不同，科斯特羅沒有被要求加入該劇院的母公司，而他的喜劇生涯也隨之枯竭。
于是，科斯特羅回歸成為一個代碼猴，還創立了一系列科技公司，其中一家最終還被Google以1億美元的價格收購。2010年，他成為Twitter CEO。在Twitter上任第一年，科斯特羅就帶領該公司實現1000萬美元的盈利。
2015年6月，隨著Twitter的股價不斷下滑，科斯特羅宣布將離開公司。3天后，HBO播出第一季帶著半諷刺意味結局的《硅谷》。這一季的結局是：劇中主角、科技創業公司CEO被踢出董事會。作為該劇的粉絲之一，科斯特羅發現情景竟與自己驚人地相似。“我可以指出劇中每一個角色在生活中的原型——出局的創始人、新晉的CEO、圍觀的員工。”
事情是這樣的：
大約在那段時間，科斯特羅和科技記者Kara Swisher在舊金山吃早餐，后者被稱為“硅谷最讓人害怕又很受歡迎的記者”。他們的話題談到《硅谷》時，“硅谷的人啊——至少我知道的那些，總是一直在談論這部劇，”科斯特羅說，“可說也奇怪，對于這部諷刺硅谷的劇，大部分人是喜歡它的。我想是因為，也許很多人都覺得劇中的角色演繹的正是自己。”Swisher說，“他們諷刺的是那些令人厭煩的技術。”
一個月后，科斯特羅和美劇大佬Judge和Berg在舊金山共進午餐。他們告訴科斯特羅，他們已經寫到絕境了。他們的新劇主要是講一個企業家如何努力建立一個公司；如何將企業家從公司分離，然后就不知道劇情應該如何發展了。花大量的時間來寫一出鬧劇和令人作嘔的笑話，《硅谷》還看似是一個精心研究后的作。于是， Judge和Berg意識到，最好的方法是請一個顧問來給為他們提供更多的信息。讓他們驚訝的是，科斯特羅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我們正需要一些了解硅谷公司運作的人才。”盡管是大材小用，但科斯特羅還是得到了顧問這份工作。
《硅谷》是主要是在索尼多個混凝土建筑物中多組拍攝完成——不是在硅谷，但在同一時區。每周一上午的三個半小時，Costolo從舊金山飛往洛杉磯機，然后打個Uber到卡爾弗城。然后周一和周二在編劇的房間度過。Berg、Judge和十個其他編劇輪番向他拋出問題：會議室里坐著的最有權勢的是人是誰？是什么能夠勵像Richard這樣一個企業家？又是什么會讓他最感到沮喪?……科斯托洛說：“我會告訴他們我觀察到或我遇到的人身上體現出來的細節，得到這些信息后他們眼睛會閃閃發光。”
隨著時間的推移，Costolo慢慢地也適應了開自己玩笑。“從CEO變成房間里經驗最淺的家伙，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說。這群編劇都會看的科技出版物是Nick Bilton所著的《孵化Twitter》，關于該公司的歷史。“一次，他們討論下一步故事情節，”Costolo說，“Mike問，他們不會面臨著一個書中所寫Twitter面臨的問題嗎？然后有人跳出來說，‘Mike，書里有個人就跑出來這里了，我們問他就好啦！”
《硅谷》播放至第三季，它既有趣，也是第一個明目張膽諷刺當前加州北部所有的社會文化的一部作品。節目以兩個線索來表現現實的沖突：對科技巨頭的蔑視以及對努力想要顛覆他們的創業者表示同情。在試播中，Richard Hendricks——害羞但天賦異稟的工程師，設計了一個壓縮算法。后來他憑借這一個創新創立了一家公司，他堅持將公司叫做“穿花衣的吹笛手”（Richard:“這來自一個經典的童話故事。”)。后來，他的公司得到了發展，Richard變成書呆子，被Goliaths圍困：奸詐的董事會成員試圖盜取他的知識產權。他能在價值得不到保證的狀態下成功嗎？對Richard的深層反諷——據推測，他的終極目標是成為Goliath。
“真正的創業會經歷過所有你在劇中看到的狗血情節，甚至更為瘋狂的，”風險投資家和顧問Roger McNamee表示，“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編劇可能不得不抽離現實，這樣看起來更真實。”
當你編一個無關什么的劇，或者是一個關于辦公室文化的電影，收集真實細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想知道一個非競爭條款 是如何結構化的時候，或者一個善于社交玩樂的程序員會開哪種車，又或者Richard的解雇是會引發一下午的煩悶還是個人危機……這些就需要做足功課了。如今，電視劇作家都有長期的顧問，Jay Carson說道：“你不能用不切實際的作品來愚弄觀眾。”Jay Carson是Hillary Clinton2008年競選總統時的新聞秘書，后來任洛杉磯首席副市長。2011年，他的朋友聘請他擔任《紙牌屋》的政治顧問。
《硅谷》是一部情景喜劇。“我們構造了很多愚蠢的笑話，但我們也竭盡全力讓觀眾感到真實，”Berg說，“希望在硅谷的人——一個骨瘦如柴的代碼猴、億萬富翁，或者同時具備前兩個描述的人——看到這部劇時會覺得‘我可能不是真如劇中所塑造的形象，但至少這是建立在事實層面上’。”
和外行人士相比，Berg和Judge有著一定的背景來更好地了解硅谷的文化，他們也傾向于聘用具有相似背景的作家。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第一個科技泡沫到來之前，Judge在Santa Clara擔任電氣工程師。Berg的父親則是哈佛大學的生物物理學家；兄弟是一名程序員和創業者，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畢業后曾任職Google。而其他的作家，也有著相類似的經歷。
《硅谷》第一季結束時，白熱化的競爭使劇情走向高潮：Pied Piper的壓縮算法戰勝了競爭對手。“編劇想讓Richard頓悟，把他的技術瞬間提升一個數量級，”技術顧問Dotan回憶說，“所以我們不得不發明一個極大的而又符合現實的突破。”Dotan向其壓縮專家——斯坦福大學工程學教授Tsachy Weissman求助。“他花了幾個小時向我介紹無損壓縮的歷史，大概就是1948年起利用香農自上而下的編碼樹理論，然后幾年后是大衛·霍夫曼將其從底層往上實現它。”Dotan說，“當時我就問他，‘你提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那我們能不能從中間開刀？’，他說這很荒謬，但我們可以試試，也許湊效。”
然而，劇中Richard“中間向外”的頓悟并不是來自這位斯坦福大學教授的啟發，而是一個電視史上最煞費苦心的笑話。
2015年，Weissman教授召開斯坦福大學壓縮論壇，最后產生了一份四十頁的白皮書來說明“中間向外”的壓縮意味著什么。他的一個研究生Vinith Misra在另一篇論文更明確地闡釋了這個公式。“很明顯，中間向外的壓縮方法在劇中也不會湊效，”Dotan說，“如果是，那我們都是萬億富翁了。但我們確實有這樣的安排，如果Tsachy Vinith能夠完善它，那么劇情就是Mike和Alec和他們分享諾貝爾獎。”
Dotan現在管理著二百多名咨詢顧問。有一些是雇員，而大多數都是無償的義務勞動。他們的身份包括學者、投資者、企業家和谷歌、亞馬遜、Netflix等其他科技公司的員工。“我可能會問一個快速的、具體的問題，或者我們可能只是即興重復幾個小時，”Dotan說。編劇與顧問之間，是一個非常平等的交易。
每一個夏天，每套電視劇上一季剛剛播完，下一季就開始創作了。這個時候，《硅谷》的編劇團隊開始前往加州北部進行考察。他們花幾個晚上待在舊金山酒店，并安排每天的會議：上午參觀GitHub的辦公室、和AOL前CEO Barry Schuler共進晚餐、下午在沙丘路（Sand Hill Road）參觀世界上最有價值的風險投資基金、和Reid Hoffman以及Mark Pincus在LB Steak共進晚餐……
“我們觀察每個人的動態，他們當中大部分是億萬富豪，如果其中一個人去了洗手間，我們就開始談論他，哈哈！”Judge說道。他說，這些男人能夠輕松地做出幾百萬上下的決定，但卻容易在輕松的氣氛中掙扎。這樣的互動如果不是現實中親眼所見，你真的很難描繪正確。
比如，訪問Google總部時，六位劇作家和Google X主管Astro Teller坐在會議室內，感受Google的情景。據稱，大部分調查會議都是輕松有趣的，但在這里不一樣。Google X是該公司的“月球探測工廠”，負責的是諸如生命科學、無人駕駛等異常艱難，但卻有可能對世界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技術。而在前兩季里面，Hooli推出了HooliXYZ——他們自己的“月球探測工廠”，但實質上是一出實驗室鬧劇。而他們的口號也是硅谷式的理想化：“我們要做的是改變世界，無論是否會取笑我們。”
編劇們都表示：“我們忍住不笑。”
那么，一部《硅谷》就這么拍成了，naive。敬請期待下闕。
via New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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