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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鋒網按：有兩句話在創業者中流傳甚廣，創業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選擇比努力更重要。聽上去就很悲壯和刺激。可現實往往不按套路出牌，看似同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創業公司，背后都隱藏著鮮為人知的細節。來自廣西的飛宇便是其中之一。
背叛
一天晚上，魏承赟接到供應商電話，對方問他：“電機材料你們還要不要？”魏一時沒反應過來：“要啊，為什么不要，我們都快量產了。”對方說：“你們內部可能出了一些問題，你再去確認下吧。”說完便把電話給掛了。魏隨即給項目部的幾個人打電話，都無人接聽，他有點懵，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可能出事了。”
第二天是周六，那天本來不用上班，魏來到公司，只看到了加班的林姐，研發部的座位收拾得很干凈，連之前的樣品都不見了。魏問林姐，“研發部這幾個人昨天有沒有加班？”林姐說：“有，我昨天也在加班，當時他們收拾東西，我還問他們要干什么，他們說有一些東西要拿回家去做，然后張燁（化名）開了一輛面包車過來，把那些東西都拉走了。”
這批人估計是留不住了，魏承赟心想。
最早是 2014 年年初，有個研發骨干提出要辭職，魏當時還很詫異，因為公司剛推出兩軸的手持云臺，賣得很好，三軸的也很快就要出來，“馬上大家就可以享受成果了。”但對方似乎有很多顧慮，東拉西扯的理由很多。
說到底，還是為了錢。不過魏承赟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創業公司賺了錢，多發點給大家也是應該的。”最后，他也答應了對方提出的“將 30% 的凈利潤分給研發團隊”這一要求，暫時把人留住了。
周一，魏承赟終于見到了自己的研發團隊，毫不令人意外，他們集體遞交了辭呈。
那天晚上，魏和合伙人李全在公司聊到很晚，他說：“這幾個人我留不住，也不太想留了，但這個項目怎么弄？”兩人的情緒都很低落。事有蹊蹺，但他們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
離開公司前，魏承赟看到一個研發人員的電腦沒關，屏幕上 QQ 在閃，本來想一關了之，但他沒壓制住心中的好奇。打開聊天記錄，對話中赫然寫著，“老板太天真了。”
如今再談及此事，魏依然憤懣，“幾個人早就商量好了，股份怎么分配都聊完了，他們跟我們的一些客戶有接觸，在外面自己還開了一套模具，公司干了一套，自己家里干一套，而且下完班以后，幾個人聚在其中一個人住的地方，一起繼續工作。”
這還不是最惡劣的，魏后來發現，當他們準備好另立門戶時，并沒有想過給公司留一條活路，“在公司做的好多東西都存在網盤上，聊天記錄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記得把那些東西都刪掉，另一個人說我都已經刪掉了，刪完再用文件粉碎器刪了一遍。”
看到這些，魏承赟徹底絕了有話好說的心思。
創業
魏承赟上一份工作要追溯到 2006 年，主動辭職，被動創業。
那時候有人找他做一個純陀螺儀的飛控系統，對方是事業單位，走賬需要他要么掛靠一個公司，要么成立一個公司，最終他選擇了后者，成立飛宇。很長一段時間內，飛宇只有魏一個人，也只有一個項目，所以他對創業的理解非常模糊，準確的講，意識到這點還是從許久后的一個電話開始的。
那天魏在睡覺，一個自稱稅務局的人打來電話問他：“你怎么不來報稅？”魏說：“要報稅嗎？報什么稅？我都沒有交易，就一個人。”稅務局的人很不耐煩：“沒有交易你也要零申報，趕快來吧，你已經超時了。”趕到稅務局，魏才發現要填各種莫名其妙的表格，末了，工作人員不無鄙視地說：“你啥也不懂，還開什么公司。”魏一時語塞。
后來魏花 200 塊錢找了個財務處理瑣碎的事情，但這番遭遇并沒有讓他產生將公司帶向正軌的沖動，而直到他想做的事情超出自己的邊界時才想到去招一個人。
做飛控系統的時候，魏就意識到一點：這款產品結合了飛行的特性和陀螺儀的特性，如果說有一個飛控系統能把飛行的姿態完全測量出來，那性能絕對是很大的提高，控制方式就會更直接、更簡單、更穩定。
當時他看了很多論文和方案，其中一個外國網站的產品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那個網站專門出那種慣性姿態模塊，可以測量運動姿態，但賣得很貴，2、3萬塊錢一個，國內也有人把那個模塊買回來，去組成自己的一個飛控系統，代價很高。”
所以魏當時的想法就是，“能不能自己做一個慣性姿態模塊，把成本降下來，賣給對穩定有需求的人，或者說把模塊賣給想做無人機飛控的人。”
當時大疆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比飛宇早一年，方向也略有不同，大疆做的是直升機飛控，飛宇做的是固定翼飛控。問及為何有這種差別，魏的回答令人莞爾：“不是我們不做直升機，而是我們不懂直升機，固定翼我是會玩這個，所以我知道該怎么搞。”
“那大疆不做固定翼是因為汪滔不會玩嗎？”雷鋒網問。“汪滔應該很會玩固定翼，但直升機應該更有前景。”換句話說，當魏二選一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擅長什么，也很清楚自己錯過了什么。
魏承赟第一次聽說大疆是在 2008 年，他當時在深圳幫一個朋友做飛控，去機場的路上朋友問他：“你知不知道在深圳南山那里有一伙人在搞直升機的飛控？”魏搖頭，回問：“他們搞得怎么樣？”朋友跟他說：“搞的還行，但是他們挺困難的，感覺有點搞不下去了。”過了很久，魏才意識到朋友說的“那伙人”就是大疆。
選擇
魏承赟確定要做手持云臺是在 2013 年 5 月見完雷軍之后。當時的小米在到處搶項目，魏還在折騰無人機。小米唐楊林是一個資深無人機玩家，也是魏的朋友，這次見面便是他引薦的。
“2013 年正是小米如日中天的時候，”魏承赟表示當時去北京是一種朝圣的心情。在辦公室里，雷軍向他展示了還未發布的小米電視，談工藝，談愿景，還問他今后想做什么？他告訴雷軍，自己想做一個手機遙控的多旋翼無人機，類似于 Parrot 的 AR.Drone，雷軍說，“好，你好好做這個，要是缺錢，你來找我。”并讓他第二天去見見順為的人。
來北京之前，魏承赟就想過，“雷總投我幾百萬的話，我自己有，如果投多了，他應該也不會投，”所以這件事他并沒有太在放心上，聊完后便和唐楊林一起找蔡煒吃飯去了。
當時他們都未意識到，這頓飯基本上決定了兩家公司的走向。
魏對唐楊林說：“要不然我做一個云臺，能掛手機，跟你們結合度比較高，市場容量可能也會比較大，解決了攝像穩定的問題。”唐楊林當即表示：“你這個想法不錯。”而蔡煒當時還是魏承赟的經銷商，當他得知魏承赟第二天要去見順為的人，便問：“我明天能不能跟你一起去？”魏說：“行。”
從北京回去之后，魏承赟便從公司撥出了一幫人研究手持云臺，與順為幾乎斷掉了聯系；蔡煒則組織一幫人去做無人機，并順利拿到小米投資成立了飛米，推出了第一代小米無人機。
節點
2012 年發生了很多大事，大疆出禪思是其中之一。
“禪思云臺確實把大家給震住了，”作為前航拍從業者，大木對此心有余悸，“我們那時候一天（航拍）收 2 萬、3 萬，買了禪思的人一天收 5000，拍的還差不多，你說怎么搞？我們那玩意兒還怕風，說直升機是自己做的，一上去根本比不過別人，我那個搭檔跟汪滔是好朋友，后來汪滔就跟他說，你不要搞這個航拍了，沒有前途，你們這些肯定會被我全干死的。”
“后來呢？”雷鋒網問。
“后來我們就信了，去找了一個行業應用，搞植保無人機去了，噴農藥啥的。”大木笑道。
橫財也有，但不好賺。當時有一家叫斯道拉恩索的芬蘭林業巨頭找上了大木的航拍團隊，一平方公里給 2000 塊錢，理想狀態下一天能飛 50 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一天能賺 10 萬。結果在廣西北海合浦縣一個叫棺材嶺村的地方，無人機落地的時候砸斷了當地村民的三根甘蔗，“那些人直接拿槍指著我的頭，叫了一村的人過來，嚇死我了。”大木回憶道。
從 2009 年到 2013 年，飛宇完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整機方案。“主要是面向測繪，就是一個泡沫飛機下面掛一個微單，這個微單往下拍照片，拍一張照片記錄一個 GPS 值，然后把這些 GPS 和照片輸入到電腦里面，出來一張地圖。”
這正是大木當時需要的服務，“當時國內做固定翼飛控好的就兩家，一家是的楊建軍的零度，一家是飛宇。但是老楊的東西不同批次質量不穩定，飛著飛著飛機就丟了，相機也丟了，一丟就是好幾萬，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就教育我，你這個東西沒有飛好，我產品沒問題，給魏總打電話，魏總就會要看看數據，看這個東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兒，所以飛宇的售后比較好。”
大木和魏承赟本來就有共同的朋友，再加上業務上的來往，兩個人很快就熟絡起來。至于一起共事，那是后話，因為那時候魏還忙著從別人挖的坑里爬出來。
輸贏
看完聊天記錄，魏承赟心中五味雜陳，他沒想過自己以誠待人，卻被人當成了傻子。連續幾晚睡不著覺，心中的傲氣也被激發了出來：“看完聊天記錄，我就跟李全講了一句，即使無人機項目不干了，我也要把云臺這個東西給做好。”
原來的方案也不要了，魏和李二人用兩個月時間重寫了一個方案，“那個方案跟原來的完全不一樣，而且更簡潔，更簡單，性能更好。”
2014 年飛宇出第一款兩軸手持云臺的時候，魏分別給大木和唐楊林寄了一個，大木覺得產品不太好，當時就沒吭聲，唐楊林則很直接：“這個太難看了，都不好意思拿給雷總看。”直到三軸手持云臺出來，大木才坐不住了，“我們搞航拍的很明白兩軸和三軸的區別有多大，然后我就花快 3000 塊錢買了一個 GoPro 用了一下，一用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挺牛逼的。”
兩軸到三軸的難度遠非數字差異那么輕巧，另外，由于角度范圍大幅擴大，三軸手持云臺的難度又比無人機三軸云臺高很多，“手持拍攝的時候，橫滾軸容易變成俯仰軸，俯仰軸又容易變成橫滾軸，不同的角度電機轉動量等各方面都不一樣，怎樣讓它們無縫切換，我們做了很多研究。要是光加一個電機，穩定一下航向軸就這么掛著，那沒啥意義，無人機上用的就是這個。”
市場是證明產品不二之選，但魏的尷尬是，消費者壓根就沒見過這種東西，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大木。
為了拉大木入伙，魏把他叫來桂林玩，跟他說：“這個東西要做大眾消費品，就要有人去‘忽悠’、推廣，我覺得你特別合適。”難點在于這種產品當時還沒人用過。
“你們量產的時候，市面上找不到其他的手持云臺？”雷鋒網問，大木說：“不能說基本上沒有，是完全沒有。除了一堆 Demo。”
一開始，大木想從綜藝節目那里打開局面，便給湖南衛視謝滌葵的團隊贊助了一些設備，謝是《爸爸去哪兒》的總導演，所以在這檔現象級的綜藝節目中，不時能看到飛宇手持穩定器的身影。不過這還不是大木加入飛宇之后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手持云臺市場的升溫很快引起了蘋果公司的注意，2015 年上半年，海外反響良好的飛宇因此進入了蘋果的視野。
大木告訴雷鋒網：“蘋果這種跨國巨頭選擇合作伙伴不會只找一家，全世界范圍內有能力批量做出同類型產品的企業都要找過來挨個試，誰通過測試誰上，同時蘋果充分尊重知識產權保護和原創性，有知識產權的就會受到足夠保護。”
對飛宇來說，這件事情的成與敗被賦予了多層意義。
一方面，蘋果不是 Gopro 那樣的合作伙伴，后者與飛宇實際上接觸更早，但在魏承赟看來，“我跟汪老板對他們的感覺差不多，Gopro 就覺得你是一個工廠，跟你合作你掙點血汗錢就行了，報一下 BOM 成本，再留百分之多少的利潤，技術含量各方面的東西都不在乎，覺得你這個完全沒有附加值。蘋果的話，它首先會認可你是一個品牌，很尊重你。”
另一方面，在蘋果找的七八家同品類廠商中，有一家就是出走公司的那批人，“所以這件事事關公司在業內的聲譽，一定不能輸。”
壓力與興奮共存，經過了半年折騰，飛宇的產品最終擺上了蘋果的貨架。
后記
剛畢業時，魏承赟就想過去深圳發展，但后來無論是工作還是創業，他都留在了桂林，原因很簡單，“當時的女朋友還在桂林讀書。”再后來，女朋友變成了妻子，“安家之后就更沒那么灑脫了。”
從業十多年，魏很清楚深圳對一個電子消費品廠商來說意味著什么，但他還是算不清楚這中間的得失，似乎這些事也沒有被計算的價值。
所以，在與雷鋒網的整個交流過程中，魏一直很平靜，唯一一次例外還是那次背叛，“我這個人容易心軟，把整個項目全部重寫后比原來還好，所以心情也挺好，但如果今天誰再敢干這樣的事，我非他媽整死他。”魏承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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