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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趙之齊 | 2025-11-17 17:16 |
作者 | 趙之齊
編輯 | 胡敏
2025年末的算力領域，風起云涌：存儲價格翻倍攀升，安世半導體風波余波未平；多家國產芯片公司密集沖擊IPO，一紙文書給許多新建的數據中心帶來“H20禁令”。
外部環(huán)境推動國產算力進程加速，內部的自強意志與之交織，國產算力看似迎來最好的窗口期，實則面臨一場關鍵考驗——
這波洶涌而來的產業(yè)“流量”，它能接住嗎？
對于目前國產算力來說，最難的一關不在實驗室里。中科可控董事長聶華說道，實驗室里電阻電流、計算主板等產品做到100%國產化并不難，真正的挑戰(zhàn)，在實驗室之外：
如何讓供應鏈穩(wěn)定？如何攻破生態(tài)壁壘？如何做到完善的工業(yè)設計？這些歸根結底是一個命題——如何讓國產算力真正跑起來？
當這些問題的答案很多還停留在紙面上時，聶華和他的團隊，已是少數把實驗室成果推向產業(yè)的探索者之一。
聶華從業(yè)二十多年，原本立志在中科院研究所做研究，卻“誤打誤撞”進入產業(yè)界，從參與國內高性能計算機研制開始，走上了一條更艱難的道路——投身國產C86產品生態(tài)的產業(yè)化進程。
見證過國產算力幾次浪潮的他，如今對于生態(tài)、供應鏈等落地的艱辛，已深有體會。
會面那天，北京的秋天已是一片金黃。剛剛獲得“王選獎”的聶華，穿著藍白條襯衫和深藍色西裝外套，坐在房間中央的沙發(fā)上。他說話時，目光常會注視著提問者，鏡片后的眼神平靜、謙遜。比起“總裁”，他更像一名科學家，或者工程師。
在這個收獲的時節(jié)，他講起推動國產算力落地的跋涉與征程，像復盤一場跨越二十年的長跑。國產C86生態(tài)落地的漫漫來路，就這樣在敘述中漸漸顯影。
過去二十年，是國產算力覺醒的年代。
覺醒也意味著混亂、未知，在當時，聶華面臨的第一道難題是：從眾多技術路線里，選定一條堅守的路線。
2016年前后，國產服務器芯片在全球市場份額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國際出口管制的暗流逐漸涌向產業(yè)；國內信創(chuàng)仍在試點階段，由阿里發(fā)起的去IOE（IBM主機、Oracle數據庫、EMC存儲）正蔓延至金融行業(yè)。飛騰、龍芯、申威等多條路線的產業(yè)化仍在醞釀，直到“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采用申威的處理器，才讓國產CPU真正在世界上嶄露頭角。
那時，國產CPU創(chuàng)業(yè)者們心中都憋著一股使命：
坐上桌，占據一席之地。
2017年，中科可控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技術出身的聶華作為董事長，起初的關鍵任務之一，是帶領可控突破高端整機的核心技術。
當時國產CPU路線已百花齊放：飛騰經過x86、SPARC等指令集探索，最終選擇ARM架構，華為鯤鵬也基于ARM V8架構；海光與AMD達成技術授權協(xié)議，獲得x86架構授權；龍芯、申威則進行自主指令集研發(fā)，后起的RISC-V陣營也準備萌芽。
眼花繚亂，可控起初也嘗試了多種路線，但在這之中，聶華逐漸感受到：想要快速切入當時的國產市場，必須要有非常突出的一點：要么是有性價比，要么是用起來方便。
在產品規(guī)模化還遙遙無期的年代，談性價比顯然太早，于是答案逐漸明朗：與主流生態(tài)x86計算指令相同的國內自研體系C86，自然成為首選。
但，選定這條路后，周邊質疑聲四起：
那個年代的硬傷是，一提到國產、信創(chuàng)，大家會一股腦想把一切國外事物剝離開。自主指令集或減少依賴外國標準的系統(tǒng)，成為看似更“完美”的選擇。
而基于x86架構自主研發(fā)出的兼容體系C86，則常被認為是“換殼的x86”。有些人，甚至因為C86可以裝Windows系統(tǒng)，就直接把它定義為國產“假替代”。
盡管知道這種“賣菜刀等于殺人”的邏輯并不合理，但本著發(fā)展自主可控信念的團隊，也害怕被定義為“不夠國產”。面對這類指責，團隊當時不得不選用一款無Windows驅動的顯卡：
使用這款顯卡的用戶，如果強行安裝Windows，就只能使用640×480的低分辨率的“象征性顯示”。用起來很不方便，很多用戶就會放棄安裝。
聶華感到有些無奈，笑評那是不得不“自廢武功”以做出的生存妥協(xié)。
現(xiàn)在回頭看，他依然覺得，堅持C86生態(tài)的兼容落地，是當時做過最有意義的事情。
C86和x86在計算指令上相同，最明顯的好處是“可以直接享受歷史上生態(tài)分工帶來的成果”，直接對接Windows、Office等。
在聶華看來，裝上Windows后，上層SQL Server、Oracle、國產數據庫等安裝，就不用太擔心了。并且，即使不專門特別優(yōu)化，這些軟件也已經能跑出接近滿意的性能。
在那個國產算力尚未完全跑通的年代，C86幾乎是以“高鐵模式”破局——引入國外先進成果，快速迭代，與國際水平持平。
但發(fā)展至今，也開始面臨尷尬與被動：這種“在兼容中成長”的模式，也意味著一旦上游生態(tài)發(fā)生變化，國產體系將產生震蕩。
聶華觀察到，最新版的Windows和C86已逐漸有些脫離，隨著Windows底層系統(tǒng)接口快速演進，兼容適配的成本不斷上升，若要維持應用指令集的深度兼容，代價不小。
他已經在考慮，未來從“絕對兼容”轉向“相對適配”，只在應用層上保持兼容性。
但C86的優(yōu)勢不止于計算指令，它與x86的核心差異在于：內部構建了獨立的安全處理器。
這在當時并非顯性賣點——在國產技術發(fā)展還未坐上牌桌的那個年代，安全，遠不是大眾最關心的話題。
有一年，聶華在網安中心作報告時，方濱興院士提過一句：“我們的輸入法也可能影響到安全。”
那句話像一枚釘子，扎進他心里。
后來，在另一個大會上，聶華重提類似觀點，現(xiàn)場一片嘩然。觀眾樸素的不解是：這不過是老百姓用的輸入法，怎么可能會有安全問題？輸入法也要談安全，那大家以后怎么用電腦？
在人們還沉浸在外來技術帶來便利與驚嘆的年代里，強調安全，似乎是一件“唱反調”的事情。但對此已有判斷的聶華，仍然堅持著手探索。
參與過國產高性能計算機研發(fā)的他，起初想復刻當時的“垂直整合”模式，這種理論上最安全的模式——
計算機行業(yè)默認的分工模式是：硬件、操作系統(tǒng)、數據庫等都分給不同的人做，軟件層也基于當時的操作系統(tǒng)進行開發(fā)。
看似和和美美，但一旦出現(xiàn)技術對抗，或有“鏈主”角色主導對抗時，這種分工就會被打破。
有見及此，大家探索高性能計算機時，便出現(xiàn)了一種“垂直整合”的形式：做硬件的人，同時也懂軟件，在交叉融合下打破原有技術邊界。
然而，當中科可控開始準備著手探索時，難題接踵而來：
首先，是在人力上實現(xiàn)的困難：垂直整合要求研發(fā)者既要熟悉系統(tǒng)結構優(yōu)化的軟件編寫，也要熟悉底層硬件環(huán)境，對人才要求高，增加的工作量也不容小覷。
并且，根據某一系統(tǒng)優(yōu)化的應用，一旦市場轉移，就要移植到新的硬件或系統(tǒng)上，面臨從零開始的重復工作量。
這筆賬怎么都算不下來。
種種考慮下，聶華帶領中科可控選擇了生態(tài)開放這條路——讓各類廠商都能基于C86路線開發(fā)驗證，由此，減少重復的底層開發(fā)。
然而，隨后潮水般涌來的聲音就是：你怎么證明你是真的安全？
一方面，當時市場認為，越封閉的系統(tǒng)相對更加安全，因為開放意味著多樣化、不那么受控——這一擔憂與技術市場長期以來面對的開源與閉源之爭如出一轍。
另一方面，C86雖然是在x86上生長起來的，但畢竟還是年輕的架構，漏洞不那么清晰明確，難以建立用戶信任。
聶華要面對的，是人們認知的慣性。
但如今回憶起來，他當時沒有特別去對外“自證”，只是持續(xù)堅持開放這條路線。
一直到2019年，產業(yè)內某個尚未進入市場的國產芯片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給行業(yè)敲響了警鐘：這份原本限定于軍事領域的清單，正在向產業(yè)延伸。
此后，隨著國產算力高速發(fā)展，難以打破的生態(tài)壁壘與高昂的異構遷移成本，成了橫亙在所有人面前的新難題。
到這時，行業(yè)才真正意識到：安全的本質，不是封閉，而是可控。
“一定要領先于別人半步到一步，先做性能最好、最穩(wěn)定的產品；但做完后，要敢于把這些所謂的產品設計開放出去，支撐更大的生態(tài)”，聶華說。
回頭看，他又一次選對了路。
聶華至今仍記得，當實實在在觸碰到C86處理器時，冰涼的金屬質感傳遞到指尖，他腦中只剩下一個聲音：
怎么真正讓這枚C86處理器，在產業(yè)里發(fā)揮它應有的作用？
那時的國產CPU整機，多停留在實驗室或政府、科研等封閉試點場景：難量產，更難被用起來。
大家都在喊信創(chuàng)替代，但大企業(yè)沒有把業(yè)務押注在國產整機上的風險容錯空間，中小企業(yè)則沒錢、也沒場景去搭載國產CPU整機。
CPU企業(yè)很多專注于架構和指令集、保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整機廠商則關注性能指標和成本控制。沒有統(tǒng)一標準，沒有驗證體系，沒有一個角色有足夠的動力，從供應鏈視角把各環(huán)節(jié)粘起來。大家不看好國產產業(yè)鏈的聚合，行業(yè)也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一群亞健康聚在一起，肯定不健康”。
沒人真心做C86產品推廣時，堅定相信這條路線的聶華團隊沖在了第一線。
他帶隊打了好幾場硬仗：
實驗室不夠，那就自己建——當時國內幾乎沒有可以做CPU長周期可靠性測試的實驗室，他帶領團隊組建高水平實驗室，測試芯片在各種場合下的穩(wěn)定性；制定功能對比體系，與當下最好的產品對比驗證。
生產線不精，那就全自動化——當時國內設計能力提升很快，但制造與驗證鏈條的支撐遠遠滯后，他帶領團隊引進全自動的生產線，來提高加工精細度。
工業(yè)設計不行，那就補上這門課——當時很多整機，在外觀工藝、結構合理性、散熱布局上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國外產品，這也是可控重視的領域。
后來，中科可控獲得了CNAS實驗室認可證書；智能化生產線設備自動化率已達95%，自動數據采集率和在線檢測率達100%；今年，旗下的高端工作站產品還獲得了德國紅點獎。
但聶華回看時，在所有做過的事里，花費最多精力的還是供應鏈。
他記得鄔江興院士在會議上說過一句話：
“對于做企業(yè)的，你不用說自主可靠配套率是95%還是99%，只要有1%的供應鏈斷鏈，你就交不了成型的產品。”
哪怕是電源模塊或風扇芯片這樣的小部件，一旦上游停供，整機項目就可能延期甚至報廢。因此，從上游聯(lián)合實驗室，到全程的質量監(jiān)控，再到構建完善的銷售體系——每一環(huán)都要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穩(wěn)下來。
這個過程并不好做，要和上游的芯片、存儲、板卡廠一起，共同驗證每項參數。“敢大膽采用國產化就像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光是付出勇氣，還有大量供應鏈管理方面的工作”，聶華希望做到的，是幫助上游廠商，一起解決國產產品功能、可靠性、性能、供應鏈等問題，讓國產C86生態(tài)鏈條更穩(wěn)定。
發(fā)展到第八個年頭，如今，中科可控更傾向于退居幕后，作為“強鏈補鏈”的角色。
“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了蘋果落地？倒沒有這個感覺，做了些實實在在的工作，才走到今天。”
聶華輕輕說出這句話時，身后窗外是滿樹金黃，是秋天，收獲的季節(jié)。就像如今已經在數十個行業(yè)系統(tǒng)中穩(wěn)定運行的中科可控整機，它也走入了收獲的季節(jié)。
“你義無反顧地去到了企業(yè)。”
“你選對了方向。”
“你沒有去做科研，但獲得了事業(yè)的成功和股權的激勵。”
聶華現(xiàn)在常常聽到周遭這樣的贊賞，好像他的生命路程是某個充滿命定感的決策的產物。
但每每聽到這些，他內心都會響起一個聲音：那是你們的視角。
剛剛畢業(yè)的他，其實希望成為科學家。
祖籍山東的他，似乎骨子里也追求一種穩(wěn)定、踏實的生活。他在畢業(yè)后去到中科院研究所，擁有事業(yè)編，本以為生活就會如此過下去。
但那是中國科研體系劇烈重構的年代。研究所起初還是“一個團隊、兩塊牌子”，既是企業(yè)、又是事業(yè)。后來，所長李國杰開始推動企業(yè)和事業(yè)剝離，很多人來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聶華本想繼續(xù)作為一名科學家，可到自己選擇時，名額已滿。就這樣，命運的風輕輕一推，他從實驗室走進了企業(yè)。
當科學家和當工程師，大有不同：科學家追求的是創(chuàng)新，但工程師需要更沉穩(wěn)地面向應用，踏踏實實做工程，遠非標新立異。
“做產業(yè)，可能領先半步就夠了”，這是技術出身的聶華，在產業(yè)里凝練出來的體悟。技術領先太多，沒人敢用；產品推太快，生態(tài)跟不上。多走半步，是領頭者；多走一步，就可能成為孤島。
回看一路上每個路線選擇的節(jié)點，中科可控都做出了對的決策，但聶華始終很謙虛，認為背后的推手是時代、而非自己：
“當時我們很小，選對了路對產業(yè)的影響并不大。今天和過去不同，當我們有一定產業(yè)影響地位的時候，又選對了路，這時候就擁有了‘放大器’”。
回想剛入行時，CPU處理器在聶華心中還充滿了神秘色彩：“一個芯片占了機器接近一半的成本，而且比同質量的黃金都貴”。
回頭看已經走了這么遠，他直言：“不敢想象30年前和現(xiàn)在，翻天覆地的變化”。
2000年，上海超算中心剛剛落成，聶華在項目中見到世界第十的計算機，還只有8T算力。
如今，一塊GPU芯片的算力就能超過8T。四十多個機柜的轟鳴，廿載濃縮進指尖的一片硅片。算力的躍升，也悄然丈量著一代工程師的青春。
專題介紹
2023 年來，智算產業(yè)迎來爆發(fā)式增長。但兩年過去，國內智算企業(yè)的生存狀態(tài)如何？在技術突破與場景落地中做了哪些新探索、又面臨什么新挑戰(zhàn)？智算行業(yè)的未來還有什么想象空間？本專題與一眾智算領域的先鋒從業(yè)者對話，回顧近年智算行業(yè)在技術與商業(yè)上的拓展實踐歷程，并展望未來發(fā)展方向。即便身處行業(yè)氣候更迭之際，從業(yè)者們憑借智慧與韌性、懷揣對智算未來的堅信，開辟多樣化發(fā)展路徑。對此專題感興趣的從業(yè)者，歡迎添加微信 Ericazhao23 共同參與討論。雷峰網(公眾號：雷峰網)雷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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