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一種抗抑郁藥可能有助于治療COVID-19，這是一項了不起的研究發現。但是，這項研究的資助方式卻凸顯了美國科學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作者 | 王曄
編輯 | 青暮
就在前幾天，美國著名SCI期刊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刊登文章《Slowed canonical progress in large fields of science》指出：科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大量“同質化”論文。科學的進步是聚沙成塔的過程，每一篇論文都貢獻一粒沙子，那么就有可能促生新的發現。目前眾多科學領域每年的論文發表數目快速增長，這雖然與學術政策和激勵措施密切相關，但也受到論文的“質量”越來越傾向于定量化評估的影響。伴隨著論文數量的激增，學者更加傾向于引用現有的經典論文，而那些可能可能蘊含潛在的、顛覆性觀點的新論文就被淹沒了。不僅如此，對經典論文的依賴，束縛了新的研究思想的產生，導致新論文的創新度不高。既然如此，那造成論文發表數目快速增長、”同質化“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大西洋月刊》特約撰稿人Derek Thompson發布了"America Needs a New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這篇文章道出了論文同質化的原因，并且揭露了美國科學界存在的三大悖論，呼吁美國進行一次新的科學革命。目前科學界有兩個令人稱贊的事件，一是，人類對COVID-19的了解正在逐步深入，且目前已經收集的關于COVID-19的知識量大得驚人；二是， 革命性的步伐正在悄悄地加快。首先是知識層面有了突破。就在上周，一項大型臨床試驗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種廉價的抗抑郁藥物——氟伏沙明，可以極大降低COVID-19患者住院或死亡的幾率。這種幾十年來一直被用于治療抑郁癥和強迫癥的藥物可以減少炎癥，這種藥效促使科學家們關注到了該藥物，并且該藥物很有可能在COVID-19引起的免疫系統問題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隨后，研究人員發現，連續服用該藥物8天后的病人的死亡率下降了91%。“這是令人振奮的數據！”紐約醫療保健網絡ProHealth的傳染病主任Daniel Griffin告訴《華爾街日報》，“這最終可能會成為護理的標準。”但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這項研究論文致謝中有六個看起來很無聊的字。"The trial was supported by FastGrants（該試驗得到了FastGrants的支持）"。去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混亂局面中，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Tyler Cowen 與支付處理公司Stripe的首席執行官Patrick Collison，一起創立了一個快速資助COVID-19科學研究的新項目，并將這個項目稱為 "Fast Grants"。他們召集了一小群科學家來審查數千個申請項目，在48小時內，就發出了第一輪資金。2020年，他們籌集了5000多萬美元，并進行了260多筆資助，來支持以唾液為基礎的測試研究、COVID的長期研究以及改用藥物的臨床試驗（包括氟伏沙明）。與許多新想法一樣，"Fast Grants "是一種對現狀批判的創新。美國大部分科學資金來自聯邦機構，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這種資金是出了名的奢侈巨款，NIH和NSF每年撥款約500億美元。但也是出了名的費力、費時，科學家們要花四成時間在研究基金上，而不是在研究上。并且資助機構有時需要7個月（或更長的時間）來審查一項申請，然后作出答復或者直接要求重新提交申請。而科學家們為加速資助申請過程所做的這些事情，換做研究都可能極大地提高科學的生產力。目前這種經過層層官僚機構的審查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大大降低了資助速度，并且有可能會阻礙創新性發展。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預撥款同行評審程序中，要求眾多評審員共同批準一項申請。這種以共識為導向的做法有可能會是對創新的一種制約。如果一位科學家在一個看起來奇怪的想法中看到了非凡的前景，但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卻只看到了古怪之處沒有看到任何潛力，怎么辦？不僅如此，獲得資助所需要進行的大量工作也會抑制激進的創造力。許多科學家因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審批制度的僵化和保守，所以申請的項目預計會著重吸引委員會，而不是把精力投入到一個真正的新想法上。如果只鉆研一個新的想法，吸引不到委員會，那這個想法很有可能在經過500天的等待后被拒絕。在學術界，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博士課程變得越來越長，而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比例卻下降了40%。Fast Grants的目的是通過幾種方式解決速度問題。它的申請過程只需半小時，許多資助決定在幾天內就能做出。這不同于往常，這是科學的 "Operation Warp Speed"。在過去的幾年里，Derek Thompson與企業家、研究人員和作家進行了許多關于這個國家需要一場新的科學革命的談話。這些思想家診斷出當前美國科學體系中的幾個悖論。首先是信任悖論。專業界的人喜歡說我們 "相信科學"，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學系統似乎對現實生活中的科學家并不怎么信任。在一項對獲得快速資助的研究人員的調查中，幾乎80%的人說，如果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使用他們的資助金，他們會 "經常 "改變他們的工作重點；超過60%的人說，他們會違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規范，從事其專業領域以外的工作。Collison, Cowen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科學家Patrick Hsu在6月的在線出版物《未來》中寫道：“目前的資助機制不允許一些世界上頂尖科學家追求他們自己認為是最好的研究議程。因此，主要的資助者將研究人員的身份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既被那些科學機構的人贊美說他們熱愛科學，又受到科學機構的限制。”其次，存在著一個專業化的悖論。盡管科學領域的專業化程度非常高，但科學家個體卻不能專注于所在的領域進行艱苦的研究。自1970年以來，生物科學領域的博士生在研究生院的平均年限已經從5年多增加到近8年。培養專家的時間越來越長，而這些專家的生產創造力也越來越低。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 Nicholas Bloom 和其團隊在一篇著名的論文“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中發現，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研究生產率全面急劇下降。芝加哥大學學者James Evans的研究發現：隨著研究人員數量的增加，一些領域的進展已經放緩。也許是因為科學家們被必須處理的大量信息淹沒，以至于他們都選擇了相對“安全”的主題，并引用少量同樣的幾篇論文。但從更大的角度來看，今天的科學家不可能真正專注于科學，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迫每周至少會有一天的時間要為資金發愁。在 "Fast Grants "調查中，大多數受訪者說他們 "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時間在撥款申請上"，這真的是非常荒謬。美國的教育體系不遺余力地將科學家培養成僧侶般的專家，卻又將他們扔到爭奪稀缺資金的軍備競賽中，將做科學的工作擠到一邊，這是不合理的，是浪費人才、資源。不僅如此，美國科學界還存在實驗悖論。科學革命贊揚著實驗，仍然激勵著今天的研究。但科學機構卻并不喜歡“實驗”。二戰后建立的研究機構將科學資金集中在聯邦一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的資助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既不靈活也不創新。經濟學家Cowen發現它們在大流行病開始時動作非常遲緩，因此有了快速資助的想法。許多科學改革者提議用新的獎勵機制來激勵創新，比如為重大突破提供豐厚的獎勵，或者為某些領域的“超級明星”提供無限制和無條件的資助。"我們需要一門更好的科學，科學方法也需要檢查科學的社會實踐，這應該包括資助者做更多的實驗，看看什么是有效的。"作家 José Luis Ricón這樣認為。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讓一千個 "Fast Grants"式的計劃開花結果，跟蹤它們的長期生產力，并確定是否有更好的方法來資助那種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科學突破。四百年前，第一次科學革命推翻了我們看世界的舊方式，并讓我們慢慢接受了實驗這種方式。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發起一個類似的革命。美國依賴的科學機構如CDC、FDA、NIH、NSF等，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都在裝“老練”、裝權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表了出色的研究報告。但是，在面對國家緊急情況時，這些機構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快速且充分的反應。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保護美國人免受一些的有負面作用的醫療產品的影響，但這些保護也使美國人失去了一些非常好的甚至急需的醫療產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很多杰出的研究，但他們對科學經費的霸權使得科學家們很難做得更好。美國科學需要更多的科學。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科學家們需要更多的實驗，而不應該依賴 20 世紀的機構來指導 21 世紀的進步。Fast Grants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事實證明，這樣做是有效的。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11/grants-american-scientific-revolution/620609/
雷鋒網
雷峰網版權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詳情見轉載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