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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谷歌CEO Sundar Pichai做了兩件外界關注的事：
對此前涉及20000員工抗議性騷擾的罷工行動做出“正式批示”；
接受了《紐約時報》的專訪，對個人成長、公司文化、重返中國、硅谷沒落、技術與社會問題等一一做出了回應（盡管這些回答在事后引發了美國媒體激烈討論）。
回應大罷工：感到抱歉，宣布一項“全面行動計劃”
Pichai在今天的一封致員工的郵件中稱，谷歌的領導層和他本人聽到了員工們的反饋意見，“我們認識到，過去我們并不總是把事情做好了，我們真誠地為此感到抱歉。很明顯，我們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他在郵件中宣布了一項“全面行動計劃”，取消強制仲裁，跟隨優步和微軟。它還致力于提高性騷擾報告的透明度，并允許工人帶代表參加與人力資源部門的會議。具體如下：
對于個人提出的性騷擾和性侵犯指控，我們將把仲裁作為一種并非必選的選擇。谷歌從來都沒在仲裁程序中要求過保密性，而鑒于多種理由（如個人隱私等），仲裁仍舊可能會是最好的一種途徑；但我們認識到，選擇權應該掌握在你們自己手中。
在公司的“調查報告”中，我們將更加透明地提供有關公司內部性騷擾調查及其結果的信息。
對于我們處理和調查你們擔憂之事的方式，我們將從三個方面作出改革：我們將對上報渠道進行全面整改，將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建立一個專門的上報站點，并提供實時支持；我們將加強用以處理你們擔憂之事的程序——其中包括讓谷歌職員能找到一名支持人員陪伴左右等；我們還將在此程序期間及結束之后為谷歌職員提供更多關懷和資源，其中包括長期咨詢和事業支持等。
我們將更新和擴大強制性的性騷擾培訓。從現在開始，凡是沒有完成培訓的職員，都只能在績效考核中得到一星評分。
我們將在2019年再一次將OKR績效管理模式的重點放在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上，集中致力于改善代表性——通過聘用、晉升和保留人才的方式——為所有人創造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公司文化。我們的首席多樣化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將繼續向我和我的管理團隊提供月度進展更新。
員工不買賬：“別忽略核心訴求”
這份Pichai的“回應”似乎忽略了員工們最核心的要求：例如提升首席多元化官員權力、員工在董事會中占有代表席位、抹去內部的種族主義、同工同酬等。
以至于員工看到后有些“不買賬”。
罷工組織者Stephanie Parker表示，合同工人占谷歌員工總數的一半以上，并在整個公司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獲得的收益卻很少。他們也主要是有色人種、移民和工人階級背景的人。
此外，公司必須解決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薪酬公平和晉升率問題，而不僅僅是性騷擾。Stephanie表示，這些問題都有相同的根本原因——權力的集中和頂層缺乏問責制。性騷擾是癥狀，而不是原因。如果我們想在工作場所結束性騷擾，我們必須解決這些結構性權力失衡問題。
另一名組織者Demma Rodriguez說，這是一場全球運動，是我們繼續工作的開始，而不是結束。雖然我們很高興看到性騷擾方面取得進展，但我們不會放棄捍衛有色女性最迫切的權力：董事會的員工代表，提升首席多元化官員權力，提高透明度和結束機會不平等。
他們說期待與谷歌領導層會面，但后續是否有罷工行動并未透露。
回應一切
雷鋒網認為，不管怎樣，眼下的谷歌面臨的挑戰似乎比20年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大：
員工對性騷擾感到憤慨，罷工潮規模浩大；
秘密打造中國審查版本的搜索引擎，重返中國市場迷霧重重；
數據泄露后將在明年關閉其社交網絡谷歌+；
政治審查加強，社會對企業責任的爭論；
被迫停止建造軍事級AI能力。
......
這一切，讓谷歌的文化遭受質疑，士氣隨之低落，也讓Pichai倍感壓力。今天，他坦然接受了《紐約時報》專訪，回答了一切。
盡管10月26日那天關于“安卓之父Andy Rubin涉及性行為不端，而谷歌對此不當行為卻保持沉默，并支付了9000萬美元的巨額資金”的報道也來自《紐約時報》，并直接導致了20000人規模的罷工潮，但顯然Pichai需要壓壓火，從源頭這里來“滅火”。
于是一篇《谷歌的Sundar Pichai：技術不能解決人類的問題》的專訪就赫然刊登在了《紐約時報》上。
文章開頭這樣說：
他在印度長大，家中沒有冰箱，睡在房子的地板上。今天，作為谷歌CEO的他正在引導谷歌度過其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帶領谷歌度過這個雷區的人并不是該公司的創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也不是該公司的前CEO兼董事長Eric Schmidt（他去年被開除了）。相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公司的負責人是Pichai——他是一個在印度金奈長大的軟件工程師。
雷鋒網對《紐約時報》這篇專訪做了不改變原意的編輯整理：
Pichai是一個典型的“學霸”，他就讀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然后去斯坦福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學習，在那里他獲得了高級學位。在應用材料和麥肯錫公司任職后，他于2004加入谷歌
Pichai幫助開發了公司的瀏覽器Chrome，并在2014年接管了包括搜索、廣告和Android等產品。他于2015成為CEO，2017年加入了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委員會。
紐約時報：告訴我在金奈長大的情況。
Pichai：我的生活很簡單。我住在一個簡陋的房子里，和房客住在一起。我們會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長大的時候有一場旱災，當時我們非常焦慮，因為沒有一瓶水在我的床邊，盡管其他房子都有冰箱。不過后來情況好轉，我的房間終于有了一個。有沒有冰箱在當時是一個大問題。
但我有很多時間讀書，我求知若渴，我讀任何我能得到的東西，我愛讀狄更斯的小說。朋友們都在玩街頭板球，而讀書則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從不覺得缺少任何東西。
紐約時報：來斯坦福大學是什么感覺？
Pichai：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我一直想來硅谷，我清醒地知道，斯坦福是一切可能性發生的地方。
我記得在加利福尼亞著陸時，我在一個寄宿家庭呆了大約一個星期。在此之前我很少能接觸到電腦，但在實驗室我可以使用電腦，可以編程，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我完全沉浸在這一點上，但在某種程度上，我不理解互聯網發生了更大的轉變。
紐約時報：14年前，你加入谷歌。你是否仍然覺得這家公司和當初一樣？
Pichai：當我第一次加入谷歌時，我感到非常震驚，那是一個非常理想、樂觀的地方。在今天我們所做的許多事情中，我仍然看到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但是世界是不同的，有更多的現實主義的東西在制造困難。我們也經歷了更多的失敗，但是在公司里總是有一股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今天你仍然看到了。
紐約時報：你的工作時間和家庭時間是怎么協調的？
Pichai：當我在一個星期五晚上回家的時候，我真的很想把我的設備放上幾天，但我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在家里，電視盡量放在不容易接近的地方，確保我在看電視之前保持能量完成工作。我真的很矛盾，因為我看到了我的孩子從這些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我兒子11歲了，他在采礦，賺錢。他了解了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商業是如何運作的。
每一代人都在擔心新技術，但我感覺這次不同。我們的父母擔心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對孩子的影響（雷鋒網注：貓王，白人搖滾歌手）。所以，我總是問這個問題：“這次為什么會有所不同？”說到這里，我確實意識到現在發生的變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得多。
紐約時報：為什么像谷歌這樣的科技公司似乎很容易從社交媒體平臺上禁止色情和暴力圖片，但是他們更難以根除針對孩子的宣傳、錯誤信息和令人不安的內容？
Pichai：在某些領域，社會會明確指出什么是好的什么不是好的。但是在某些領域會產生一個社會很難劃清的界限。你覺得自己受到另一群人歧視的言論本身與仇恨言論有什么區別？美國和歐洲以不同標準在這個問題上劃清界限，我們不得不捍衛我們在美國允許的視頻，但在歐洲，人們認為這是傳播仇恨言論。人們是否應該說他們不相信氣候變化是真的？或者說疫苗不起作用？這只是一個真正難以解決的問題。谷歌在使用人工審稿，但人類審稿人也會犯錯誤。
紐約時報：談談中國問題。谷歌正在考慮通過搜索引擎重返中國市場？
Pichai：我們其實在許多有審查制度的國家開展業務。當我們遵循“被遺忘權”法律時（雷鋒網注：歐盟早在1995年就在相關數據保護法律中提出了“被遺忘權”概念，任何公民可以在其個人數據不再需要時提出刪除要求），我們需要審查搜索結果，因為我們遵守法律。谷歌致力于為中國用戶提供服務，無論采取何種形式。實際上我都不知道答案，我甚至不清楚在中國搜索是我們今天需要做的產品（雷鋒網注：據說谷歌正在研究代號為“蜻蜓”的搜索引擎）。
紐約時報：公司士氣有影響嗎（意指罷工事件）？
Pichai：世界上存在很多挑戰，考慮到谷歌所做的一切，我覺得我們處于許多問題的最前沿。但是，當人們說“哇，那里有很多挑戰”時，我總是說“沒有比活在當下更好了”。如果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活著，那時有流感，有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即將來臨。如果你是在20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被槍殺，RFK后來被槍殺，我們在越戰，有和蘇聯冷戰和古巴導彈危機，所以，沒有比活在當下更好的時機了。
但話說回來，我認為作為人類，我們越來越多地處理更大的事情。作為像谷歌這樣的公司，我們有更深層次的使命，我們感受到了我們肩負的重壓。我覺得人們充滿活力，人們想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紐約時報：你是否擔心硅谷失去優勢？
Pichai：硅谷將永遠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地方。硅谷有許多人在悄悄地研究一些我們將在10年后回顧過去并感覺非常深刻的東西。我覺得硅谷正處于技術的尖端，就像之前的互聯網技術一樣。
紐約時報：當你到達紐約時，你是否還覺得硅谷保留了那種打動你的理想主義？
Pichai：是的，還有樂觀主義，但樂觀主義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感覺。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一個更深層的東西，那就是：技術并不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技術是推動者，但人類必須處理人類的問題。我認為我們過分依賴技術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現在可能過度依賴技術成為所有問題的一個根源。
Pichai采訪言論引發爭議：論點并不成立
在這次采訪之后，《紐約時報》上出現了數十條評論。
一條評論指出，雖然Sundar Pichai相對比狡猾的Mark Zukerberg更成熟，但事實上像谷歌和Facebook這樣的公司將每一個復雜的人類問題視為一個“工程”問題，這種“工程思維”嵌入其文化DNA中。在最大化利潤的同時，很容易隱藏政策、治理、愿景和道德失誤。當意想不到的后果發生并且世界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時，這些公司總能逃避責任，轉移并承諾“工程進步”來解決這些問題。
有媒體指出，技術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式，但從未改變人類的本能，從而改變人類前景。技術可以讀出人類思想或意圖的概率，但是不可能讀懂他的行動及其后果。
更有人留言直接懟了Pichai：“技術無法解決人類問題的說法是荒謬的。”假設冷是人類的問題，火的控制解決了這個問題。輪子是另一種解決人類問題的技術。自從人類進化以來，人類一直在開發解決問題的技術。
而對于重返中國的問題，Pichai回答的似乎還是過于含蓄。盡管他引用了“被遺忘權”，但這與審查和數字監控似乎是兩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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